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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生作文中，以天气来开头时，最常用的3个意象是“蓝天、白云、太阳”，加点修饰，就变成了“蔚蓝的天空、漂浮的白云、金灿灿的太阳”，如果能再加一个比喻就更好了。“这都是公式。”非虚构写作孵化平台“中国三明治”创始人李梓新说，2017年起，他还开设了少年三明治写作课程。李梓新举例说，不仅写作格式被“开头-中间-结尾”的模式框住，语言也被框住，儿童作文中时常看到“欣欣向荣”“热烈”等报告用词。 　　一些题目看似让写生活，但实际并没有鼓励孩子去观察真实生活、抒发真情实感，孩子为了套题会去编造，这在作文评价体系里是被默许的。“小孩不知道该如何自然地贴合题目、又拿到高分，这很拧巴。”李梓新认为，传统作文教育没有鼓励孩子打开感官，过多停留在意义上，结尾要点题、升华，孩子变成了相对呆板的模式化好词好句的组装工人。“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对写作兴趣的全面扼杀了。”李梓新说。 　　韩健曾被山西省一所县城高中邀请去作语文学习讲座，当地老师见到她就说，“韩老师，帮帮忙，有没有特别好的写作套路，像晋南一些高中用了六段式写作法，这两年语文成绩特别好。” 　　“六段式”的套路是，第一段关联材料话题，第二段提出中心论点，中间三段阐述分论点，最后一段总结。“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写作结构，问题在于老师只教了表面的技术，没有训练内在逻辑。”这样做的问题是，文中抛出一个观点，然后扔在那不管了，观点句后面的内容使用排比、引用等修辞，读上去十分优美，却不知所云。韩健带班时会特意告诉学生，更应注意文章内在逻辑的流动，用案例、数据等论据把观点固定住，使整个逻辑链条一环扣一环，很多学生第一次听到时是很不理解。 　　“这和文化背景有关系，中国自古以来的经典文章，虽然也有暗含的逻辑，但更注重意境表达、讲究气势磅礴、道德高尚，学生从小接受的作文教育也更多强调语言是不是华丽，在逻辑训练方面特别欠缺。”韩健分析说。 　　学生作文的另一大问题是素材匮乏。国产名人中，屈原、苏轼和陶渊明的生平事迹写得最多，被称为“套话三巨头”，国际“四大金刚”则是牛顿、爱因斯坦、居里夫人和爱迪生。 　　“学生不是没有素材，而是没有建立作文和自己生活之间的联系。”原北京陈经纶中学语文特级教师、北京教育学会语文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王大绩看来，作文写不好的关键是欠缺联想的能力。“联想和想象是语文的基本思维方式，作文出问题的根本原因是语文教育出了问题。”王大绩说。 　　语文教育哪里出了问题？ 　　2016年高考全国卷二的作文题目已经给出了语文学习的三大法门，材料提到，语文素养的提升主要通过课堂有效教学、课外大量阅读和社会生活实践。然而，应试教育正在侵占课外阅读和生活体验的时间。 　　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总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发现，中学生阅读情况并不乐观，学生年级越高，读书的情况越差，到了高二，几乎不敢看与高考无关的“杂书”。“我们的语文教学就是围绕中考和高考，既不注重培养读书兴趣，也不引导读书，又怎么可能提高语文素养？”温儒敏在2015年给小学语文教师进行国家级培训时发问，“试想，读书少，或者不读书，只读教辅教材，如此功利，怎么可能学好语文？” 　　学生的阅读时间也在被电子产品所挤占。一位在作文培训机构工作的深圳语文老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很多小学生父母把孩子送到写作机构是为了“戒网瘾”，以防沉迷于抖音或手机游戏。大城市孩子生活环境比较简单，学校和家两点一线，生活重心就是学习，与社会互动有限，很难产生共情能力，如果没有阅读和生活体验，语文素养和写作能力的提高都是空谈。 　　语文是什么？众说纷纭，各种说法的共识部分是“语文是一种母语学习”，新课标中对语文核心素养由基础向上提出了四个要求，即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 　　所谓思辨性，就是表达自己的看法，不让自己的大脑成为别人思想的跑马场，“再高一点，鉴赏与创造，很难用分数评价。”董玉亮无奈地表示，现实对“好孩子”的评价标准就是单一的，只有学习好、分数高的是好孩子，完全忽略考分之外的优点，同时，这种通过比较分数得来的自信又是不牢靠的，一旦新环境没有比分制度，很容易迷失，何谈自我表达？ 　　不管中考还是高考，阅读和作文在语文考试中都占据着绝对分值，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是，语文分数的提高并不完全与应试训练强度成正比。在王大绩看来，题目千变万化，本质上考察的无非是检索和加工两种思维能力，即从文本中快速准确地找到答案信息，并通过联想或推断使答案符合题目要求，这两种能力都需要通过阅读和生活感悟来提升，而不是光靠刷题、背套路。 　　“训练学生思维能力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很多老师自己未必有这个能力，中小学教师其实是一个相对闭塞的群体。”一位高中语文教师坦言，公立学校待遇不高，留校的大多是女老师，方便顾家，伴侣大多是军人、医生、律师等典型中产阶级，日常打交道的就是自己的学生、学生家长和同事，生活安逸，本身也没有拓展自己能力的主观迫切性。 　　在“老师讲-学生听”的传统课堂模式中，老师是主角，课上讨论内容大概率不会超出老师的射程范围，个别离经叛道的观点只能作为“补充意见”。韩健举例说，学古典诗词时，年纪小的学生普遍更喜欢李白、不喜欢杜甫，现有教育体制里，老师允许学生论证为什么不喜欢杜甫，但最终还是要引导学生去发现杜甫的伟大，她也承认，“这确实有可能压抑了孩子最真实的想法。” 　　教师的能力会直接影响教学效果。韩健曾应社会教育机构邀请到全国各地高中做考高冲刺准备的讲座，在一些中学的早读课上，她看到有语文老师抄了一黑板的成语和近义词辨析让学生背诵。“这些所谓的积累都不能算是写作可用的砖块，而是砖粉，抄板书、记词语的做法太过低估一个高中生的学习能力了。”韩健说。 　　“不要用自己的学识限制孩子，学生被动去记忆老师讲的内容，是没有感触的。”董玉亮介绍说，北大附中的语文课是翻转课堂，把学习主动权交给学生。2014年秋季起，董玉亮新开设了一门《鲁迅作品选读》 （下文简称《鲁迅》），每次上第一节课前两到三周，他都会把近两万字长的《回忆鲁迅先生》布置下去，让学生提前阅读，课上分享一处文中最有感触的地方，二十多人的小班课堂上，每人说一点，刚好一节课60分钟。 　　起初董玉亮也会担心，文章中有价值的内容会被学生忽略，但他很快发现，这堂课的价值是学生分享读书的体会和感动，远比老师讲得多精彩深刻来得有意义，学生讲完，会盼着上第二堂课，而老师讲得再精彩，学生也不会对课程有更多期待。“作为老师，从教育精神和道义上，都不可以剥夺孩子思考和表达的权利。”董玉亮说。 , 　　精神价值的失落 　　李梓新的少年三明治课上的小学生经常下意识地区分“哪些东西不可以写”“有些东西写了可以得高分”，课程总监、80后上海作家许佳分析说，孩子们很可能是从老师读的范文、看的作文选中总结出的规律，这其实是一种惰性思维，觉得这么写就行了，直到学校要求更多的时候才会走到下一步。“对很小的孩子说，写作就是这个样子的，与他们的真实情感不相关，他们很困惑，很快失去兴趣。”许佳说。 　　作文该怎么写？语文教育该怎么教？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新问题。1997年，一位从浙江来到北京教书的中学语文老师王丽感慨“中国的中学语文教育实在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她将教材陈旧、考题荒谬等现象整理成《中学语文教学手记》一文，发表在刊物《北京文学》上。王丽没想到的是，这篇文章与同期发表的另两篇反映中国语文教育弊端的文章一起，在21世纪到来之前引发了一场关于语文教育的大讨论，并促成了1999年开始的语文教学大纲和教材的改革。 　　当年最令王丽苦恼的是教材的陈旧与落后。那时高一第一学期的语文课本中，约一半编选篇目是从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来考虑的。作文教学的公式化、教条化更是让王丽觉得“不可思议”。教学参考书提供的分析公式几乎可以套用在每一篇议论文课文上，即“提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王丽称之为“三股文”，且很多议论文篇目很不接地气，不以解决问题为目的，而是以议论的精辟、言辞犀利或审美价值引发读者思考或美的感受，当时的高考作文题目也是“三股文”套路。 　　当时的语文教材已经经过一定改良。此前，语文更看重政治性和教化作用，甚至一度没有教材，1977年恢复高考后，才逐渐转向对语文知识和读写能力等工具性的重视。这原本是好事，但过于强调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语文逐渐沦为“考什么、教什么、学什么”的应试教育，忽视了语文本身的人文性，缺少人文关怀。 　　应试环境下，学生缺少宣泄渠道。时任《萌芽》编辑孙悦在《“新概念作文大赛”是如何萌芽的》一文中回顾，当时杂志销量下滑，面临市场困境，几经改刊最后决定“重新回到青年中”，以“提高学生文学修养”为目标。编辑部很快也发现了当时语文教育的问题，即只重视语文知识的量化，忽视了从文本和人本角度培养学生语文能力，学生死记硬背、套话套作、所想不能表达。为什么不针对想象力丰富的高中生搞一个类的征文大赛？“新概念作文大赛”应运而生。 　　“新概念作文大赛”提出的“新概念、新表达、真体验”理念令人耳目一新，很快得到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七所全国重点大学认可，第一、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者甚至能得到保送北大的机会，前几届比赛中涌现出一批80后作家。随着高校保送制度取消和类似作文大赛的增加，以及一些明星作者涉嫌抄袭的指控，越来越套路化的新概念大赛作文也慢慢淡出大众视野。 　　“培养作家不是语文教育的任务，尽管文学艺术创作与语文教育有联系，但不能混为一谈。”浙江师范大学教授，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顾之川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首先解决的是教材问题，1999年，教育部启动课程改革，修改当时正在使用的教学大纲，同时编写新教材，顾之川正是新课改高中语文教材（人教版）的主编。新教材在增加文学性内容的基础上，还加入了“选择性”，5本必修用来打基础，7本选修用来发展个性特长，例如喜欢古典文学的学生可自学《先秦诸子选读》，这套教材至今还在使用。最新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提出了语文教育“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的要求，但现实中，语文教育似乎一直游走其间，从没有真正实现二者中任何一个目标。 　　在高校执教二十多年，陈跃红发现，大学老师时常都在抱怨学生们写不好文章，主要问题是逻辑不清，文体格式不对，结构不严谨。不少理工科学生写课题申请书、拟学术报告稿子、写研究论文等，常常表达不清，使得教授们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在给学生改文字文本上，有的学生甚至连给老师写电子邮件的基本格式都不懂。 　　“这种现象在中国高校是普遍存在的。”陈跃红说，即使在汇集了全国顶尖学子的清华、北大，仍会感到学生写作能力的差欠，所以近几年，清华等高校都在下大力气抓学生的写作与交流教育。 　　重视启发孩子想象力与创造力的“芬兰教育模式”在课改初期也被一些学校和社会机构引入国内，但真正落地的并不多。“以我了解的情况，现在的作文教育模式并没有比我小时候好多少。”许佳说，很多家长把二三年级的小孩送来时，反馈最多的问题就是孩子没有阅读和写作的兴趣了。 　　主要问题在教学方法上。很多中学课堂仍在沿用“学生阅读朗诵-老师串讲中心思想”的模式，这不是老师一个人所能改变的，是生源质量、应试要求、教学评价等等因素合力的结果。 　　“语文教学的问题，一方面，中学老师在使用话语霸权；另一方面，老师又是失去话语权的群体。照本宣科，教材规定什么，就讲什么，不敢越雷池一步，还有人专门研究试卷，根据考试需要决定教学内容和形式，原因就在老师怕学生考不好。”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蔡伟说。 　　应试教育的要害是阅读指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钱理群在《语文教育的弊端及背后的教育理念》一文中指出，“应试教育将学生的阅读范围与视野局限在死记硬背教科书和高考复习参考书，造成学生文化、精神空间的极端狭窄；在写作指导上则引导、鼓励学生说假话、说考官和权势者要求自己说的话，不说真话，不说自己的话。应试教育下的写作教育，就是培养各式各样的八股，全是空话”。而培养什么样的话语方式就是培养如何做人，“说别人说的话就是奴隶，说假话、大话、空话，讲歪理，就是奴才”。进行中小学语文教育的改革，目的就是“要让学生学会像人那样说话，像人那样思考问题”。 　　最近十年，语文应试在商业化夹击下被继续强化。实施“新高考”后，语文学科在高考中的权重得到提升，语文培训需求得到释放。据艾瑞咨询数据，2019年，中国语文行业市场规模达395.8亿元，同比增长22.1%，其中，作文类课程培训占比为52.3%，是语文培训的主要模块。“今人读书如投资，都希望收益最大化。”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在华东师范大学2015年举办的“百年语文的历史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指出。 　　中学语文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1998年，王丽带着这个问题去采访了钱理群，“我觉得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小学的问题， 也不仅仅是大学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教育的问题。其根本的问题就是教育的精神价值的失落。”钱理群说。“应试教育的本质就是实利性教育， 就是急功近利， 不注重对人的终极关怀的培养。” 　　这一回答如今依旧适用，在钱理群回复《中国新闻周刊》的文章中写道：“我们这些年所贯彻的教育，也还是被拦腰砍断的教育，是片面的、残缺的、丧失终极目标的教育。” 　　所谓“片面”“残缺”，是以教育家蔡元培提出的“五育并举”理念为对比，即军国民教育（即现在所说的体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钱理群认为，前三者是教育现象学的问题，服从于现实需求，世界观教育则是告诉学生如何看待物质世界，追求对人格的培养，是超越政治和科学的关怀，美育正是超越现实到达彼岸的桥梁，甚至可以替代宗教。而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强调经世致用，看中实用性、功利性，导致国人缺乏想象力和终极关怀，无法接受超功利的美育，美育在今天被缩小成了音乐、美术课，这也使今天的教育成了“半截子教育”。 　　语文到底怎么教？ 　　2007年秋天，从头带高一理科实验班的董玉亮做了一个实验，他找来班上几名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让他们按高考要求在两个半小时内做完一套卷子，结果最高有120多分，最低的也有110多分，学生不知道，那就是一套高考真题。“在没有任何训练和暗示的情况下，裸考120多分，所以这三年到底要教什么？”董玉亮想，“如果一直做应试训练，没准分数还下降了。” 　　不久，北大附中就开始了一场备受争议的教学改革。2010年起，学校取消了原来的教研组，按照课程体系建立了4个学院，行知学院主要围绕国家基础课程展开，董玉亮就是行知学院教师。其余三个学院各有偏重，比如元培学院偏理科，博雅学院则以文科为主。学生也不再像传统教学模式那样坐在固定的行政班里等老师来，而是按照自己选择的课表去不同教室上课，类似于大学生上课模式。 　　改革后，语文课程将原来高中阶段5本必修教材分类整合成4本，对应在高一一学年学完。学生到高三进入预科部，做应试训练。董玉亮所在的行知学院在高二阶段开设了17门经典专书阅读课，他本人每个学段都会开设《鲁迅》《论语》和《古代文化史》三门课。 　　以《鲁迅》课为例，第一单元是给鲁迅“撕标签”，褪去“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的新衣，还原鲁迅真人，看他是如何做儿子、父亲、学生、老师和丈夫的。为此，学生要了解周伯宜对鲁迅的影响，鲁迅对儿子周海婴的教育，读鲁迅妻子许广平写的回忆录和鲁迅身边人对他的评价，以及参考鲁迅自己在“五四”运动后写的一篇著名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提倡家庭改革，反对父权在家庭中对子女的羁缚。 　　对比之前学生读完朱自清《背影》后所写的“父亲”，董玉亮发现，学生读完《鲁迅》“父亲单元”后，所写的“父亲”与“我”的关系是辩证发展的，父亲如何影响了“我”、“我”又如何改变的了父亲，会读到父子相处中的冲突、反思、变化与依恋，学生笔下的父亲在“我”的生命中、又不在“我”的生命中，而不再是一个单一的我看到的山一样的“父亲”形象。 　　“这些东西不是老师教给学生的，学生自己读完之后，就想写，就想表达，会写出上万字的文章，至少都是思辨层次上的创作内容，学生收获的也不仅是写作能力，还有对社会和人生的关照。”董玉亮说到这里格外激动。 　　理论上讲，学科素养提高，考试成绩自然不会差，但在北大附中的教育改革中，最大的反对声音就是“影响了学生高考成绩”。北大附的一些毕业生戏称2010年是“最后的辉煌”，当年高考，该校600分以上学生总数多达224人，位居北京市海淀区第二名，进入北大清华的学生超过50人。但到了2018年高考，北大附中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减少为22人，居“海淀六小强”最后一名。但在董玉亮看来，这恰好是素质教育改革效果的体现——不再以应试成绩为唯一考量。 　　在北京，像北大附这样的教育模式仍是少数，而类似这样的教育改革也很难得到推广。今年高考放榜后，南京一中就因素质教育改革后高考成绩下滑遭到围攻，家长举着“一中不行”“校长下课”的标语围堵在学校门口。事后，南京一中认错，发文宣布调整高三教学方向，“为应对新高考提供科学的依据和方法”，这场风波才逐渐平息。 　　韩健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她看来，既然高考仍是多数人一生中最公平的选择机会，那么即使学校不教应试，学生自己也会出去补课。实际上，北京高中阶段补课最疯狂的就是就教改先锋学校的学生。 　　但这已经远远地偏离了语文教育的终极目标。钱理群认为，从语文文学性的一面来看，中学文学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唤起人对未知世界的一种向往，唤起人的想象力，探索的热情，或者说是一种浪漫主义精神。 　　中小学阶段是一个人构建自己精神花园的时期，在漫长的人生流浪中，这个精神世界将是一个人内心的栖息之所。当孩子们走出校园，面对社会黑暗与现实落差而痛苦时，是否有足够的精神力量与之对抗？钱理群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小学教育的影响是辐射到人的一生的。”“光明的底子愈深厚，抗衡黑暗的力量愈强大。尽管他们会有困惑，有妥协，有调整，但终究不会被黑暗所吞没，更不会和黑暗同流合污，而能够最终守住从青少年时代就深深扎根在心灵中的做人行事的基本原则和底线。”这正是包括语文在内的中小学教育的影响和力量所在。 　　本刊记者/李明子